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湾仔后巷那些深夜还在卖糖水的老伯。你说他是畸人吗？在世人眼里或许是吧。但我偏要写他如何在凌晨三点，为最后一个醉酒的客人多舀一勺红豆，写他颤巍巍的手如何数着零钱，写他望着维多利亚港时那双混浊却明亮的眼睛。
我们笔下每个所谓“畸人”，不过是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。那个在庙街唱戏的失声花旦，她比谁都明白什么叫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；那个在深水埗捡纸皮的阿婆，她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结婚照，那是她六十年来唯一的体面。
有人说这部剧太灰暗，我说你们不懂。我亲眼见过跛脚的报贩冒着大雨帮小童找回丢失的学生证，见过瘾君子用最后十块钱给流浪猫买鱼饭。这些在光鲜社会里被称作“畸人”的，往往比所谓正常人更懂得怎样做人。
我们编剧组收集了上百个这样的故事，每个角色都有原型。最后剪出来的版本，其实已经温和了许多。现实往往比戏剧更刺眼，但我们要留给观众一点希望——就像台风过后，总会有阿婆拿着扫把，一点一点扫清街道上的积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