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年，我在沦陷的北平城里修钟表，每天听着街上的枪声和哭喊声。日本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我的铺子成了各路人马的聚集地。有人来修表，有人来传话，还有人只是来坐坐，说些我听不懂的暗语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日本军官的女儿，她总来修那只精致的怀表。她说那是她母亲的遗物，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我修表的时候，她就坐在旁边，用生硬的中文问我北平的四季。有时我会想，要是没有这场战争，她该是个多好的姑娘。
后来事情越来越复杂。有人要我传递消息，有人要我辨认脚步声，甚至要我记住某些人进出店铺的时间。我不过是个修表的，却被迫记住了太多不该记住的事。最难受的是，我不得不对一些人笑脸相迎，对另一些人冷眼相待，哪怕心里想的完全相反。
那年秋天特别冷，我常常半夜惊醒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总觉得像谁的哭声。我知道自己卷进了漩涡，却已经无法抽身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会梦见那只怀表的滴答声，和那个总是轻声说话的日本姑娘。战争让人变得都不像自己了，我们都在扮演着不得不扮演的角色。这就是1945年，我的1945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