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当了他半年的心理医生，每周三下午三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的诊疗室。起初他只会盯着窗外那片被高楼切割的天空，直到第四次诊疗时才说起那个地下三十米的废弃防空洞。他说最可怕的不是黑暗，而是当救援队的手电筒照进来时，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三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。
那些细节被他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出来——如何用碎石在墙上刻日子，如何接岩缝渗出的水，怎么在完全寂静中听见自己心跳声像打鼓。有次他突然问我：“医生，你说人为什么在绝境里反而更怕光？”那时我才注意到他永远穿着长袖，即便在七月的午后。
最后一次诊疗他带了盆小仙人掌来，说是要放在我窗台上。“它只需要很少的光就能活”，他笑着说。后来我在新闻里看到案件重审的报道，照片里他站在法院台阶上仰着头，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类似于“活着”的表情。我知道事情没完，那些黑暗会永远跟着他，但至少现在，他学会怎么带着它们一起晒太阳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