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完三十年了，我依然不敢重看《爱神一号》。那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，票房惨淡，评论寥寥，甚至如今提起，多数人只记得叶倩文那首《晚风》。但奇怪的是，关于它的记忆，像一根细小的刺，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扎我一下——不是荣耀，是种难以言说的羞耻与遗憾。
当时我想讲一个关于“错位”的故事。一个骄傲的富家女，一个莽撞的粗人，被命运恶作剧般地困在一条小小的游艇上。狭小的空间是天然的熔炉，逼着他们剥掉社会赋予的身份硬壳。我想看文明与野性碰撞的火花，想看傲慢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坍塌，又想看粗粝之下是否藏着未被驯服的温柔。郑浩南和叶倩文，他们年轻得发光，也生涩得扎手。银幕上那些看似针锋相对的争吵、笨拙的身体对抗，其实是我在商业和表达间狼狈摇摆的痕迹。我试图用喜剧的糖衣包裹一个近乎残酷的寓言：剥离了身份、财富这些外在，人还剩什么？爱又能凭何发生？
观众笑了，但我知道，他们笑的是表层的滑稽，而非我心底那点冰冷的探究。我把两个灵魂剥光了丢在海上，却又不敢真的让他们沉下去，最终还得靠一个吻、一首歌来救赎。这成了我最大的心病。我既不够狠，让故事彻底坠入人性的深渊；又不够甜，让它成为合格的梦幻爱情片。那艘叫“爱神一号”的游艇，最终搁浅在一个模糊的地带，成了我导演生涯里一个尴尬的坐标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：当你试图同时讨好观众和自己，结果往往是两头落空。那点关于身份、关于孤独的思考，像游艇驶过留下的尾迹，很快消散在港片黄金时代喧闹的海面上，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。如今回望，那份生涩的野心，连同票房失利的刺痛，倒比许多顺遂的作品更清晰地刻在骨头上。原来最难忘的，常常是带着遗憾的伤口，它没有开出花，却始终提醒你，有些东西，你曾笨拙又真诚地试图表达过，哪怕连吻戏都拍得那么仓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