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你蹲在花店后巷啃冷掉的叉烧包，她推开门，带出一阵混杂着泥土和干花的暖风。不是冲你，是那个总来买薰衣草的男人。那男人身上有种挥不去的旧皮子味儿，像被雨水泡过又晒干的行李箱。她递给他紫色花束时，指尖微微发抖，低垂的眼睫毛盖住了所有心思。你觉得好笑，又有点莫名的烦躁——两个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人，身上怎么都像压着看不见的旧债。
后来你总看见他，不是在她店里，就是在街角那家二十四小时亮灯的茶餐厅外。有时他只是站着抽烟，烟灰落得满身都是，眼神黏在对街花店的玻璃门上。那女人也是，擦玻璃时动作会慢下来，手指停在雾气蒙蒙的玻璃上，像在描摹什么。你蹲在街对面废弃的报刊亭后面，冷风灌进脖子。他们之间隔着一条马路，像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河。那条河里的水，名字大概叫“过去”。
再后来，雨下得特别凶。你缩在骑楼底下避雨，看见他浑身湿透冲进花店，门上的铜铃撞得发疯似的响。隔着雨幕和玻璃，你听不见里面说什么，只看见她猛地抬手捂住嘴，肩膀缩起来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了。他僵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个湿透的稻草人。店里那大片大片的紫色花影，在惨白的灯光底下晃动着，像是要把两个人都吸进去。第二天，花店关门了，卷闸门拉到底。街角茶餐厅的灯还亮着，但那个位置空着。你嚼着最后一口叉烧包，尝不出咸淡，只觉得那点紫色，连带着那个春天，都一起腐烂在了雨水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