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香港那晚，雨下得像天漏了。拖着行李钻进这栋旧楼，一股冷气混着霉味扑过来，不是空调，是那种渗进骨头缝里的阴湿。二十年没回来了，楼道灯还是那么暗，一闪一闪，像谁在眨着坏掉的眼睛。我住在四楼，隔壁阿婆门口堆满纸扎的元宝和汽车，红红绿绿，看着心里发毛。她总在半夜敲墙，咚、咚、咚，不紧不慢，听得我枕头都湿了——是冷汗。
电梯总停在三楼，门开了，黑洞洞的，没人。有次我瞥见镜面里自己的倒影，眼角挂着水痕，可脸上明明是干的。我不敢眨眼，死死盯着，直到电梯门吱呀合拢，那倒影的嘴角好像往上扯了一下。夜里总能听见头顶天花板上窸窸窣窣，像指甲在刮，又像有人在上面拖着脚走路。我以为是老鼠，直到那天……天花板渗下一滴粘稠的、暗红色的东西，“啪嗒”，落在摊开的旧相册上，洇湿了外婆抱着儿时我的那张笑脸。
外婆说七月半，鬼门开。她以前总叮嘱我别乱跑，尤其别去顶楼那间空置的杂物房。可我忍不住。锁是锈的，一推就开。里面堆满了蒙尘的旧物，还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线香味。墙角立着个蒙白布的等身人形，布下露出一角褪色的绸缎——像极了外婆葬礼时穿的那身寿衣。我鬼使神差地伸手，白布滑落……不是外婆。是另一个“我”，穿着我小时候的校服，青白的脸，咧着嘴，黑洞洞的眼眶直勾勾对着我笑。它手里攥着的，是我这些年寄给外婆、却从未拆开的信。背脊瞬间像被冰水浇透，我这才记起，外婆走的那天，床头柜上的药瓶……是空的。邻居阿婆晾在窗外那件小小的、湿漉漉的红裙子，在无风的天台上，轻轻晃了一下。我逃下楼，把自己锁在屋里，窗外霓虹映进来，墙上的影子却多了一个。它挨着我，那么近。我捂住耳朵，那熟悉的敲墙声又响了。咚、咚、咚。这一次，是从我自己的房间墙壁里面传出来的。原来，有些门开了，就再也关不上。我以为逃离了故土的鬼魅，却不知最深的魇，一直跟着我的血在流。七月返归，归的不是家，是逃不掉的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