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阿雄。那后生仔就住在街尾，每日天不亮就挑着担子去码头扛活。那晚他满头大汗撞进我茶摊讨水喝，袖口还沾着油墨，说刚给印刷厂送完货。谁料隔日就听说仓库出了人命案，更没料到差人从他床底翻出带血的工服。
整条街都炸了锅。三姑六婆指指点点，说阿雄平日闷声不响，下手倒狠。我攥着抹布擦桌子，擦得木头都发白——那晚他分明说要去城东送油墨，可仓库在城西啊。这话在喉咙里卡了三天，像块咽不下去的茶渣。差人拍桌子瞪眼时，我舌头打了结，只敢盯着自己破鞋尖。
最揪心是见阿雄阿妈。她缩在街角哭到眼肿如桃，怀里还揣着半块没送出去的米糕——阿雄生辰那日做的。我背过身往茶壶里添炭火，火星子溅到手背上也不敢吭声。
转机来得像场急雨。那日收摊前，管仓库的老张头鬼鬼祟祟溜过来，把个冰凉物件塞进我手心。是把黄铜怀表，掀开后盖，齿轮缝里卡着丝红绒线，正是死者外衫的料子。“那晚…我当值的…”老张头嘴唇哆嗦得像风里落叶，“真正行凶的爷…咱惹不起啊。”
怀表最后辗转到谁手里，我不清楚。只晓得三日后阿雄佝偻着背走出差馆时，整条街静得能听见榕树叶子落地的声音。他阿妈把米糕塞进他嘴里，那后生仔嚼着嚼着，突然蹲在石板路上嚎啕大哭，哭得比那晚的雷声还响。我低头搅着锅里凉透的茶渣，忽然觉着，这世道再黑的夜，总有人揣着星火赶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