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摄这部电影时，我时常想起自己童年故乡那些沉默的山峦和同样沉默的人。故事其实很简单，一个在广东打工多年、几乎被家人遗忘的中年女人阿萍，带着一身病痛和更深的疲惫，回到黔东南那个云雾缠绕的山村。迎接她的不是久别重逢的温情，而是老母亲近乎刻薄的埋怨，以及一个怯生生、几乎不认得她的女儿小花。
我不想拍一个苦尽甘来的和解童话。生活在这里，像山里的石头路，硌脚得很。阿萍和母亲之间那些扎人的话，那些长久的对视与突然的别开脸，那些在昏暗火塘边、只有柴火爆裂声填补的空白，才是我们拍得最苦也最真的部分。母亲守着破败的老屋和几亩薄田，心里积压着被女儿“抛弃”多年的怨；阿萍在外面耗尽力气，换来的是一身伤病和与至亲的隔膜，连自己女儿看她都像看陌生人。她们都委屈，都疼，但谁也不会先开口说软话，就像山里的刺梨，浑身是刺，内里酸涩。
转折点在小花身上。这个被丢下太久、几乎不会笑的孩子，像山涧里一株意外照到阳光的小草。她偷偷跟着外婆去采刺梨，笨拙地学着熬那据说能治妈妈咳嗽的土方子。有一次，她采果子时从坡上滑下来，小手上划满了血痕，却把兜里仅有的几颗完好的刺梨捧到阿萍面前。那一刻，阿萍的眼泪是无声的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长久压抑后，堤坝终于裂开一道缝隙的奔涌。我让镜头长久地停留在她颤抖的肩背上，让那份迟来的、笨拙的爱意，和山间的雾气一样慢慢浸润开来。
最后的和解，不是在什么隆重的仪式里。是在阿萍终于拿起那碗小花熬的、味道古怪的刺梨水，皱着眉头却一口口喝下去的时候；是在母亲默默递过来一块烤热的、剥了大部分刺的刺梨，阿萍接过去，指尖碰到母亲粗粝的手的时候。没有煽情的台词，只有山里人特有的那种沉默的接纳。刺梨的酸涩还在，但嚼久了，或许能尝到一点回甘。就像我们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，伤痕和温情总是纠缠在一起长出来的。拍完最后一个镜头，看着监视器里那三个女人坐在门槛上，望着远山的背影，我心里揪着的那块东西，才稍稍松动了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