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写《孽海狂花》那会儿，香港的空气里都飘着世纪末的焦味。有人说这是部情色片，放屁。我写的是困兽，一群被时代逼到角落撕咬的女人。她们身上的布料少？那是剥给观众看的——看看人被剥掉尊严后还剩什么。
阿珍跳海那场戏，原本写她淹死了。后来我划掉。死太容易，活着才叫地狱。让她湿淋淋爬回岸上，对着霓虹灯管扎满眼的维港大笑，笑比死更刺骨。那些骂她脏的看客，自己裤裆里干净么？
霞姐这个角色，多少人只看见她旗袍开衩。我偏要她叼着烟管账，算盘珠子拨得比男人狠。夜总会是她的斗兽场，温柔刀割起喉管才利索。最后烧掉账簿的火，烧的是规矩，烧的是狗屁“江湖道义”。女人狠起来，连灰烬都不留给你凭吊。
最痛的不是床戏，是阿珍蹲在唐楼走廊给瘫痪母亲擦身。毛巾每拧一次，尊严就滴一次水。那些水渍渗进地板缝里，第二天被高跟鞋踩得干干净净。这才是吃人，不吐骨头，连声响都没有。
有人问我结局太暗。暗？霓虹灯不够亮吗！那些红的蓝的灯管照在阿珍脸上，像打翻的颜料缸。她踩着碎玻璃往前走，镜头外我听见骨头在响。活着就是往伤口里撒盐，撒多了，疼也成了滋味。
写完最后一稿那夜，我撕了七版温情结局。烧剧本的火光里，看见阿珍在灰烬中对我笑。她说：够狠，才配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