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完《梦杀》那天，我在剪辑室门口连抽了半包烟。手指头到现在还是抖的——不是激动，是后怕。你们在银幕上看见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粤语残片，那些梦里被活生生拔掉舌头的痛，根本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隐喻。那是我抽屉里压了十年的病历，是我阿爷临终前攥着我手，喉咙里咕噜着发不出音的痰鸣。
投资方当初拍着桌子骂我癫：“边个要睇人发噩梦讲唔出广东话嘅苦情戏？”我咬着牙把赌桌戏和追车戏的预算表摔回去。是，那些镜头能卖钱，可我要卖的是血性。主角在茶餐厅张口结舌那场，道具组的奶茶泼了我三遍西装，最后一次水太烫，我顶着西装里冒的热气喊“收工”。值啊，那件烫出印子的西装，比什么票房数字都金贵。
最讽刺是首映那晚，后生仔边睇边笑：“痴线，讲唔出咪讲英文咯。”散场时有个阿婆扶住我胳膊，她手凉得像冰：“后生，我个仔…十年前过埠…而家…而家真系唔识讲阿妈话咯。”她指甲陷进我袖管那阵钝痛，比所有影评人嘅褒贬都重。原来最痛的梦不是发出来的，是醒着做的。胶片上那些挣扎的口型，早就在旺角、在铜锣湾、在每张移民申请表上无声地嘶吼了二十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