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影院时还在想阿杰最后那个眼神——不是悲伤，是认命。那种认命像潮州巷子里永远晒不干的苔藓，湿漉漉地扒在人心上。故事讲他找那个叫阿玲的女人，从九龙城寨拆剩的断墙，摸到元朗鱼塘边飘着死鱼腥气的棚屋，线索像烧尽的香灰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别人都说阿玲根本不存在，是他自己脑子坏了。
可我不信。阿杰蹲在茶餐厅后巷吐烟圈的样子太真了，烟灰掉在他磨破的皮鞋上，那点微弱的红光像他仅剩的念想。他翻出来的旧照片里，阿玲穿着碎花裙倚在渡轮栏杆上笑，裙角被维港的风吹得扬起来，照片背面还写着“天星码头，1987”。这么具体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是假的？当他在荃湾那间贴满招租启事的破旅馆里，听见隔壁传来一模一样的笑声时，我肋骨都跟着发紧。结果推开门，只有个生锈的水龙头在滴水，嗒，嗒，嗒，像在嘲笑他。
最揪心的不是找不到人，是那些被翻出来的旧事。当年躲债的阿爸，卷款跑路的大佬，还有淹死在避风塘的小妹。阿杰每找一个地方，过去的淤泥就翻腾一次。他找阿玲找得越疯，越像在逃避什么。最后他站在观塘工厂大厦天台，底下是密密麻麻的招牌灯海，他突然不找了。那一刻才明白，他要找的可能从来不是阿玲，是那个在旧时光里还没被生活打碎的自己。片尾字幕升起时喉咙发紧，像吞了颗冰镇的咸柠七，又酸又涩卡在中间。散场时听见有人骂结局故弄玄虚，我却盯着地上自己拉长的影子想，或许我们都在等一通永远接不通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坐着某个查无此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