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明出事前三天，我看着他蹲在街角，把最后那点忌廉糖硬塞给阿珍。阿珍脸上那点笑，跟快散架的霓虹灯一样，明灭不定。我知道那包糖怎么来的，阿明在码头扛完通宵，工钱换的，他舍不得自己舔一口。阿珍接了，塞进那个磨得发白的旧手袋里，手指尖有点抖。巷子里吹来的风，带着点隔夜的馊水味，混着阿明身上洗不掉的汗腥气。他俩谁也没看谁，好像那包糖烫手。
后来阿珍就不见了。不是那种慢慢淡出，是像被黑夜一口吞掉，半点痕迹没留。阿明疯了一样，钻遍所有阴暗角落，眼里的光一天比一天黯，像蒙了层洗不掉的油污。他撞过我的肩膀，像块失魂的石头，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字：“见到阿珍没？” 我喉咙里堵着话，能说什么？说看见她最后在“皇后”门口，被那个穿花衬衫的男人半推半拽塞进车里？还是说那男人手腕上露出的刺青，像条冰冷的蛇？说了，阿明会怎样？我们这种人，命比纸薄，风一吹就没了。
那天晚上动静特别大，不是平常的打架斗狠。后巷里传来闷响，一下，两下，像麻袋砸在湿水泥地上。我缩在阴影里，只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，短促，干脆。然后是拖行的摩擦声，沉重地碾过耳朵。我认得阿明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一角露在垃圾桶后面，被什么深色的东西迅速洇湿、扩大。空气里那股甜腻的忌廉味还没散尽，猛地就被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铁锈味盖了过去。那个穿花衬衫的男人走出来，慢条斯理地用手帕擦着手，好像刚弹掉一点灰。巷子重新静下来，只剩下污水沟里缓慢的滴答声。后来，我在垃圾堆里看到那包被踩扁的忌廉糖，糖纸黏糊糊地粘在地上，沾满了泥泞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没人提起阿明，就像他从未在这条街上活过。那包糖，还静静躺在垃圾堆里，糖纸被污水泡得发胀，甜腻的香气早就被腐烂味取代。我经过时，脚步停都没停。这地方，连忌廉都是臭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