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爹是唱戏的，死的时候才三十七岁。戏班子的锣鼓声还在耳边响着，人就倒在香港那石板路上，血把戏服前襟染得通红。我以前总嫌他唠叨，唱《挑滑车》里的高宠，一遍遍说那忠义，说高宠死得值。值个屁？我那时心里嘀咕，命都没了，还值不值？
爹死了，我像只没头苍蝇，只想着揪出凶手。李老板（李玉堂）把我叫去，他那眼神沉得吓人，不像个商人。他说我爹是条汉子，是为护着一位顶顶重要的先生死的，那先生叫孙文。孙文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爹死了，我得替他做点啥。李老板给了我钱，厚厚一沓，说是买命钱。我捏着钱，手指头都是冰的。这钱烫手，烫得心口疼。
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们这些人，阿四那个傻乎乎的车夫，王复明那个莽和尚，臭豆腐小贩，还有那个赌鬼警察沈重阳，都是李老板花钱“买”来的命。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苦，各自的仇，或者仅仅是为了一口饭。谁懂什么革命？谁真知道孙文先生能带来什么新天地？我们只知道，有那么一个人，值得很多人豁出命去保他平安过香港。李老板信他，我爹信他，那就够了。
沈重阳死前塞给我一个染血的布娃娃，那是他欠下永远还不了的债。王复明那么大块头，倒下时像座山塌了。阿四死的时候还惦记着他的少爷……我们这些草芥一样的命，一个一个填进去，像给那辆看不见的“车”垫轮子。最后我也冲上去了，眼前是明晃晃的刀光，脑子里却异常清楚。我好像突然懂了我爹，懂了他唱的高宠。值不值？那一刻，我手里的刀替我回答了。倒下时没觉得多疼，只模糊听见有人说“孙先生安全了”，突然觉得，爹的腰板，还有我这最后一搏，挺得真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