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那年家里总下雨。钢琴声从客厅飘到二楼时，我正把小妹的流苏裙摆从行李箱里往外扯。她要去跳舞，父亲偏要她念商科。我们四姐妹啊，像一张被撕成四瓣的旧邮票，各自朝着风的方向飘。
大姐的茶杯永远温着，她总在算账本的空隙里抬头说"吃饭了"，仿佛算盘珠子拨响就是全家的钟。我是老二，书堆里埋久了，眼镜片上都是她们吵架的倒影——老三的油画颜料蹭脏了老四的新唱片封套，小妹的舞鞋踢翻了大姐刚泡的参茶。这屋子盛不下四个年轻女人的野心，口红印蹭在门框上，高跟鞋跟敲碎了父亲的沉默。
后来阳台晾衣绳挂的不再是校服。大姐的算盘换成打字机，老三的画布蒙了灰，我的书本压着婚宴请柬。只有小妹还在跳，旋转时裙摆扫过木质楼梯，像当年被我扯坏的那条。父亲的白发比灯光还亮，他数着我们寄回的家用，薄薄的信封里装着四座城市的尘埃。
血缘这东西是拆不散的绳结。大姐把参茶递给我时，指关节有和老三一样的微凸；小妹夜归的脚步声惊醒我，恍惚听见二十岁那年她赌气摔门的回响。我们终究没成为父亲期望的模样，却活成了彼此生命里最顽固的参照物——你看那钢琴还在客厅角落，琴键落灰的地方，埋着四段不肯驯服的青春。
